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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吴冷西

曾任职于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的国际部，担任部门主管一职。

新华社副总编/总编

全国政协七届常委

曾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

中宣部副部长

在1987年至1997年的十年光阴里，吴冷西身患重疾，却顽强地克服病痛的折磨，以笔为剑，创作了具有深刻历史研究价值的回忆录《忆毛主席——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》。此外，他还倾注心血，撰写了数十万言的《十年论战——中苏关系回忆录》。

《忆毛主席》一书中，特别详尽地记载了1958至1959年“大跃进”时期，吴冷西亲临现场聆听到的毛主席的讲话，以及毛主席对他进行的个别交谈。吴冷西以其严谨的历史回顾，使读者能够直观地领略毛主席在“大跃进”期间的核心思想，为后世的研究和思索贡献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当时的总编辑

吴冷西晚年回忆

毛主席明确指出，当前报纸的宣传报道需进行适度的调整，防止陷入单纯的夸大其词。所谓的“压缩空气”，实则并非意图泼冷水，而是提醒我们不应过分渲染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。我们必须基于实际情况来行事，在提出口号和设定目标时，务必预留充分的余地。

毛主席的这些教诲虽曾回响耳畔，却因先前关于解放思想、提升精神境界、勇于创新的丰富论述所掩映，未能引起我足够的重视。伴随着大跃进浪潮的迅猛兴起，我的思维亦随之陷入了一种狂热状态。在此之后，毛主席提出了以下几项观点：

近期，媒体报道在呈现事实真相方面略显不足，且不时出现夸大其词的情况。比如，在报道指标与规划时，有时会过分突出其重要性。调整压缩空气之时，激励之语固然必要，但亦应警惕其不过于浮夸。

当前，各地竞相推出形态各异的“化”改革举措。“变革”的本质在于其深刻性，它折射出民众的共同心声。高扬“变革”的旗帜，声势浩大，能够有效点燃公众的参与热情。然而，在报纸的宣传工作中，我们必须保持一份谨慎。比如，谈及绿化，并非仅仅是种植几株树木就能称之为绿化，它需要树木能够茁壮成长、连绵成片、最终形成森林，正如从飞机上俯瞰湘南、粤北，那些郁郁葱葱、生机勃勃的景象，才可称之为真正的绿化。再比如水利化，有人宣称一年之内可以完成，也有人断言三年内可实现，实际上这些都还不足以称为“化”，它们仅仅是某些面貌的局部改善。

又如谈到“四无”理念，我们应坚信其可行性，然而也需清醒地认识到，这并非短时间内即可轻易实现的目标，亦非三五年间就能轻易达成。在谈论“化”与“无”的实际操作时，我们不应轻易声称已彻底实现。即便是在制定规划或提出口号之际，也应保持一定的弹性，留出时间和空间上的缓冲，避免采取过于绝对的态度。

报纸宣传要深入、踏实、细致。我们秉持“多、快、好、省”的工作原则，但在新闻报道的领域，绝不应片面强调“多”与“快”，而须兼顾“好”与“省”的重要性。我们的宗旨是力求卓越与实效。所谓“大而无功”，实则并非单纯追求规模宏大，而是更应关注实际成效。若仅空谈而不付诸实践，实则与徒劳无功无异。

4. 目前，全国上下正掀起一股热潮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。但其中也夹杂着参差不齐的现象，犹如泥沙俱下。记者与编辑们必须不断加强自身的政治思想修养，以便对眼前这绚烂多彩的景象作出准确的政治判断，同时展现出自已的远见卓识。

五、报业面临的挑战具有广泛性，不仅《人民日报》遭遇困境，省级报纸亦面临相似难题。在本年度的夏日时节，全国各报纸的总编辑们将汇聚一堂，共同探讨新闻宣传领域的改进路径。在南宁会议上，反“右倾”的氛围颇为浓厚，而成都会议和武昌会议则主要着重于激发干劲。尽管在这两次会议中也有提及保持适度弹性或进行适当调整的观点，但这些声音相对较弱。直至五月举行的八大二次会议上，解放思想、勇于创新的呼声成为主流，盖过了其他所有声音。

在承担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任务期间，我亦紧跟时代步伐。但鉴于毛主席的多次教诲，我初时行事格外谨慎。随着六月来临，农业“卫星”产量节节攀升，紧接着，钢铁和煤炭的“卫星”产量也相继涌现，大跃进的势头达到顶峰，夸大其词的风气弥漫开来。

最初，人民公社仅被用作报道的示范案例，然而随着河南省全境公社化运动的全面推进，一股共产主义的风潮迅速席卷而来。尽管不能断言《人民日报》与新华社在1958年的浮夸风潮与共产主义风潮中肩负了主导责任，但在此期间，我担任这两个机构的宣传工作负责人，所引发的负面影响，至今仍使我心怀愧疚。

毛主席曾郑重地告诫我，人民日报与新华社每日所发布的报道与评论，务必确保我们的思维保持清醒。作为这场变革的推动者，我们不仅需要成为积极的推动力量，更要成为理智的推动者，绝不可变成轻率的推动者。

毛主席曾发表见解，对报纸的宣传工作持有几点思考。（1958年11月22日）当晚，毛主席亲自将我和田家英叫到其面前，就宣传工作中的内容精简与事实真相的强调进行了深入的探讨。他特别告诫我：从事新闻工作、担任记者职责的人员，对任何事物都应进行细致的分析，并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显而易见，毛主席对当日的会议印象深刻，在与我们交谈之际，他的情绪依旧保持高昂。毛主席本拟与各大区组长探讨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，尤其是钢铁产量的目标。这一指标原本是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确立的。

毛主席提出将钢铁产量目标从3000万吨降至1800万吨的构想。初衷是旨在说服众人，却意外地遭遇了各组长们的一致反对，他们力主维持原有的生产目标不变。

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，若有人企图强制扭转我的观念，我则坚持无法赞同，毕竟缺乏有力的论据支撑。未来一年，有人拟定将某一区域钢铁产量实现倍增，某些省份设定的目标是增加四倍，甚至有地方拟定的目标高达十倍甚至三十倍。这种极端的增幅，又怎能不令人质疑其合理性呢？

毛泽东同志强调，目前已有12名部长提交了相关报告，报告中的目标之宏伟，简直令人瞠目结舌，仿佛是在立下严令。即便我未能实现既定目标，也不应遭遇不幸。铁道部部长宣称，计划在1959年前铺设2万公里铁路。在周恩来总理主导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，原定五年内完成2万公里铁路建设，但他却放出豪言，声称可以在一年内完成，这谈何容易？若能如愿以偿，我甘愿被称为投机取巧之人。

毛主席进一步阐明，实际上，追求年产1800万吨钢的目标并非简单的投机取巧之举，其能否实现尚存诸多疑问。今年（1958年）我国预计的钢产量虽有望突破1000万吨，然而，优质钢材的产量却仅有850万吨。这一现象似乎反映出，尽管郑州会议持续数日，但并未有效破解思想上的迷惘，与会者的思维依旧过于激进。

1958年，钢铁产量激增一倍，吸引了六千万人民迁往山区，造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动乱。若来年产量继续翻倍或实现数倍增长，局面又将如何演变？

毛主席明确指出，他邀请我们齐聚一堂，目的在于迅速将“压缩空气”的精神深入人心，传达给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记者和编辑们。他着重强调，当前宣传工作应着重于“压缩空气”的原则，摒弃浮夸之风，切实注重实际，切不可让个人情绪失控，更不能煽动他人情绪失控。

毛主席曾指出，投身新闻宣传事业的同仁，无论是记者还是编辑，在审视问题时必须具备全局视野。他们不仅要深入挖掘事物的本质，也要关注其各个侧面。既要紧紧抓住事物的关键点，亦不可忽略那些边缘性的细节。既要展现取得的辉煌成就，亦需直面存在的问题。这便是辩证思维，亦即常说的“两点论”。

在当今社会，有一种普遍的回避态度，不愿谈论缺陷、不满和消极评价。然而，万事万物皆有两面性。即使是优点突出的事物，也难免存在不足；反之，那些常被批评的事物，也并非全然无价值，其正面影响只是相对较小。面对一片赞誉之声，我们是否应审视其是否真的完美无瑕？面对普遍的批评，我们是否也应深入探究其潜在价值？以大跃进为例，它本意是良好的，但过分夸大其成效则变得不妥。

在我看来，选择隐瞒产量似乎更具优势。若实际情况是粮食产量不足，却刻意夸大数字，那么这种虚报产量的行为，最终会导致国家依据虚报的数据进行征购，进而过多地征购过头粮，受影响的无疑是广大农民。尽管隐瞒产量与少报产量同样并非善举，但我对此现象表示出一定的理解。

硕果累累的粮食，干部须如实登记上报，然而农民心底却期盼能少报一些，无非是想保留更多粮食，以备享用。数十载岁月，我国农民饱尝温饱之艰辛，渴望丰食并非罪恶。若隐瞒上报，粮食依旧存于仓库；若虚报数据，粮食却可能化为乌有。虚报之害，其严重性不言而喻。

“手捧巢湖为瓢勺，缺水之处即浇灌”，此语虽极富诗意，但在实际推进水利工程的过程中，却不宜采取如此浪漫主义的做法。

毛主席还说，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，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。有位县委书记强迫农民浇麦，下令苦战三昼夜，结果农民夜里在地头挂起灯笼，让小孩子放哨，大人睡觉。那位县委书记看见点亮了灯笼，就以为已经浇麦了。

鉴于夸大其词之风日益猖獗，我们对提交的报表难以全然信赖，因此有必要对其数据给予适当的折算。考虑到虚报的可能性，三分之一似乎是一个相对稳妥的估计。若仅依据这些可能被夸大的数据来制定生产计划，风险自然不低；而若以此为依据来制定供应计划，则其危险性更是不言而喻。

毛主席曾明确指出，投身新闻行业，无论是记者抑或编辑，都必须保持思维的清晰与公正，务必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。在深入采访的各个环节，切不可盲目采纳他人的观点，而应积极思考，甄别信息的真实性与合理性。

毛主席曾指出，根据若干省委的反映，在“大跃进”时期，人民日报采纳了诸如编制各省份进度表（如水利工程中的土石方进度表）以及发布所谓的“卫星”报道（如粮食和钢铁产量异常高的“卫星”）等做法，给各地区带来了极大的压力。这一举措引发了一种“竞相超越”的风气，各地纷纷夸大其词。针对这一现象，我们务必引以为戒。

首先，我们必须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，确保在报道环节中严格核实事实的真相。新闻难道不应以真实为首要追求吗？我们有必要辨别真伪，看清是夸大其词、捏造事实，还是客观报道、确凿无误。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不同，不应凭空虚构，也不应采纳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。

其次，此时应加入明矾，以净化纷乱的思绪。据传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了一篇社论，其中讨论了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时间安排。社论主张将过渡期限缩短，建议仅需三四年或五六年即可完成，并摒弃了北戴河决议中所提及的“或许需要更长时间”的说法。

毛主席曾说过，那未竟之语是我有意添加的，初衷是为了更加谨慎行事。然而，回顾今日，我自觉那时的举动略显急躁。若你们将那后半句删去，恐怕更显急迫。我不禁好奇，这样的决定是否出自某位政治局委员的提议。

毛主席曾说过，近半年来，民众的热情如同炽热的火焰，我亦深受感染。鉴于此，我们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，如投放明矾来平抚情绪，压缩空气以降低热度。虽然适度降温并无不可，但我们必须注意，不可损害干部与民众的积极性。一旦出现失误，责任应由上级领导承担，切不可将指责转嫁给下属。

第三，重视国际影响。本年度，我们在宣传策略上显得过于张扬，这不仅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误解与激动的情绪，而且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也带来了不良的影响。

在成都会议上，毛主席曾郑重提醒，切莫沉溺于虚幻的名利而忽视了实际危害，今日这一风险已初露端倪。杜勒斯日复一日地向我国发出恶意的言辞，实则暴露了他内心的恐惧，担忧我国崛起之速。

有人质疑美国是否会对我国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。这种做法于我国无益，何必自找麻烦，成为众矢之的？况且，我们的成就中掺杂了一些夸张的成分。即使真的取得了显著成就，也不宜过度炫耀，保持谦逊的态度才是上策。

我国地大物博，乃一庞然大国，但在经济发展领域，尚处于较为贫困的阶段。尽管今年实施了规模庞大的跃进计划，但根据目前公布的统计数据，全国农民的平均年收入仍仅略高于70元，工人的月均工资也仅为大约60元。

近期，部分县级官员表现出过度的自信，声称凭借三年的辛勤奋斗即可实现共产主义。这种观点难道不是过于乐观，甚至有些不切实际吗？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等革命先驱未曾提及共产主义阶段仍然会存在贫困。他们明确指出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，唯有如此，才能实现按需分配。那些提倡“贫穷过渡”的同志们，所谓的“贫穷共产主义”究竟具备哪些优势，又为何具有吸引力呢？

毛主席曾明确指出，当前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，并非真正遵循按需分配的原则，实则逐渐演变成了平均主义。我国农民自古以来便根深蒂固地持有平均主义的思想观念，东汉末年，张鲁所宣扬的“太平道”，又称为“五斗米道”，便是这一观念的生动体现。农民只需交纳五斗米，便能够确保日常饮食不忧。这或许可以被视为我国最早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实践。现今，有些同志急切地渴望一步跨入共产主义，这种做法实则相当危险。北戴河会议明确提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五个必要条件，任何一条都不可或缺，一旦缺少其中任何一项，便无法踏入共产主义的门槛。

毛主席深情地表达，无论情形如何，我并无急切求变的意图。年已六十五，即便步临人生晚境，我亦不会急于行事。

毛主席曾强调，要成功实现过渡，必须同时满足物质、精神以及国际等多个维度的条件，否则仅仅依靠宣告是难以产生实际效果的。我们必须明确划分两条分界线：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区别；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分界。在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问题上，我们应当持谨慎态度，更不应轻率地宣布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。

毛主席曾指出，我国实施的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化改革，不仅令杜勒斯感到震惊，也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。不过，与杜勒斯相比，赫鲁晓夫显得更为持重，他目前仅提到将在12年内研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，尚未明确承诺届时即刻启动这一过渡。

有些同志急功近利，企图超越苏联实现改革，这种心态显然不妥。苏联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已经行进了41年，而我们才刚刚出发9年，却急于成为领跑者，这无疑是盲目冒进。世间万物均有其成长之道，正如人的成长阶段有幼年、少年、壮年和老年，水的形态有细流、江河和湖泊。任何变革都应遵循一定的规律，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需要逐步推进，不可急于求变。

毛主席曾强调，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的记者与编辑们，需时刻保持理智与清醒，勤于深思熟虑，持有独立见解，坚决避免盲目附和他人，随大流而行。他们必须深入调查，挖掘问题的本质根源。此外，还需具备比较分析的能力，不仅要与周围环境相比较，更要将事物置于历史与现实、东西方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对照。

唐代时期，有一位睿智的太守，在审理案件时，他并未急于直接审问原告与被告，而是先行细致地调查他们的亲朋好友及其生活环境。待全面调查结束后，他才着手对原告与被告进行审问。这种方法被称作“勾推法”，亦或称为“比较法”。记者与编辑应熟练掌握这一调查研究技巧，实则它也是一种思想方法，一种务实的思想方法。

各位记者同仁，尤其是那些业界翘楚——毛主席此刻目光落在我身上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像你这样的记者，必须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，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。”

毛主席与我和田家英的此次交谈，气氛颇为坦诚，情绪高涨，有时甚至显得颇为激昂。显然，这与他下午与各大区组长们进行的深入交流有关，那场交流中他的思想异常活跃，言辞流利，直至深夜才落下帷幕。

最终，毛主席郑重叮嘱我务必迅速将这一精神传达到记者们。他询问我有哪些途径能够加快这一进程。我向他建议，新华社正在北京举办全国分社会议，主席的意见可以通过这一途径迅速传达。毛主席首先提出，是否可以将会议地点迁移至武汉，但随即又考虑到临时变更地点所带来的不便，加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紧接着将召开六中全会，届时将有众多人员参与。

田家英提出，中央办公厅宜每日派遣专机往返京汉两地，以确保次日能够顺利返程传达重要指示，并能在次日再次启程参加会议。经过我仔细斟酌，此建议确属可行，毛主席亦对此表示了肯定。